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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来，我一直呼吁建立健全‘公私协同’的证券执法和损害救济模式。因为以某种单一方式开展的私权救济在现有条件下的效果未必理想，相反，示范判决、团体诉讼、仲裁调解、行政审裁（包括和解）等，有望与传统方法一道构建起多元化的纠纷解决体系。这其中监管部门所发挥的作用，值得客观认识和综合评估。例如，行政前置程序的要求一方面限制了民事诉讼的发起数量和相关方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也解决了诉讼过程中的核心难题，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救济的质量。又如，先行赔付的做法比较贴近现实情况，效果比较显著，但自愿性和强制性之间可以进一步探求平衡。”郭雳向《证券日报》记者阐述。

“我们比较看好金融、民生、政务这些场景，主要应用是去服务政府机构或者事业单位。”国盛证券区块链研究院院长宋嘉吉告诉记者。国盛证券近日发布的报告也显示，在金融、民生、政务服务三大主线中，以下场景具有核实的投资标的：供应链金融、金融科技、金融安全、区块链资产硬件存储、电子发票、支付、电子认证、版权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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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博士持有上海医科大学药理学学士学位，以及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大学教堂山分校药物临床硕士学位和流行病学博士学位。王健王健博士在医疗保健及生命科学领域积累近30年经验，涉猎范围广及投资、创业、融资及研发等方面，曾获投中网评为中国十大医疗健康产业投资人之一，曾投资许多成功公司，如再鼎医药。他担任约20家公司的董事或主席。

记者注意到，该汇报内容也提到，随着“个转企”活动的推进，已发现12个方面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反映转后税额等负担增加，甚至出现政府部门强制变更办理“个转企”的现象。汇报内容举例称，某农家乐饭店在转前每月地税50元，转后每月缴税近1000元，增加近20倍；而原本转前不用纳税的，转后则国税部门上门催缴。据现有数据可查，仅在2014年~2015年间，温州市“个转企”数量分别为2.3万家和1.8万家。